11月最后一天，一则题为《罗一笑，你给我站住》文章几乎刷屏了朋友圈。面对身患绝症的小女孩，大家几乎毫无抵抗地用转发、打赏等力所能及的方式帮助筹款。然而，还未等我们来得及感叹“还是好人多”，该事件却因为被曝“有P2P企业借机营销的嫌疑”而变了味，让不少转发过原文的人大呼“上当”，也有人呼吁“让子弹飞一会儿”以等待真相水落石出。

就在“罗一笑捐款事件”的前一天，将舆论场搅得沸沸扬扬的支付宝“圈子”一事，也迎来了阿里方面的道歉。支付宝母公司蚂蚁金服的董事长彭蕾公开承认“做错”，阿里巴巴的大boss马云也在内网发声呼吁“反思和自查”。这一场被“国民老公”王思聪戏称为“支付宝变支付鸨”的闹剧似乎也告一段落。

若将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来看，解码哥认为，这恰能印证互联网资本的“野蛮生长”。与此前一度引起热议的“魏泽西事件”类似，支付宝、P2P平台显然都没有汲取百度的教训，再次在“企业社会责任”上栽了跟头。

当下中国的互联网巨头们，似乎已经“茁壮成长”到了一个“大到不能倒”的阶段。还有人认为，国家应该给互联网企业足够的“关怀”，不应该干预“自由市场”的运作。至于那些不合乎市场规律的企业行为，自然会被市场淘汰。

可事情果真如此吗？

单纯从商业利益来说，支付宝、P2P等平台的做法其实无可厚非，是完全合乎经济逻辑的。以支付宝“圈子”事件为例，利用其所掌握的大量实名制用户，从支付领域“跨界”社交领域，通过带有“擦边球”性质的“圈子门”进行话题营销，从而挑战目前在这一领域占统治地位的“企鹅帝国”，这简直是教科书一样的MBA案例。可以想见，如果不是受到了社会的压力，支付宝的“圈子”不会被市场所淘汰，反而可能取得商业上的成功。近年来，阿里相比腾讯在社交方面的短板，已经让前者十分焦虑，而微信在支付领域的“攻城略地”，也被视为侵入了支付宝的“后花园”。支付宝希望以自己积累的实名制用户为基础，打一场“帝国反击战”，没什么好奇怪的。

可是，同样明确的是，支付宝、P2P的行为损害了社会的公共利益。依然以支付宝“圈子”事件为例，它助长的是中国社会中早已受人诟病的拜金主义倾向，靠爆照发财也是在迎合国人“一夜暴富”的心理，和此前网络直播领域出现的种种乱象一脉相承。如果将此作为企业“市场行为”完全不管的话，显然会对当前社会已经比较混乱价值观体系造成进一步冲击，不符合公共利益。

在谈到政府监管市场的“有形的手”的时候，很多头脑简单的“市场派”总是陷入一种逻辑上的“精神分裂”：一方面，他们承认当前中国处于“资本野蛮生长”的阶段，缺乏法律制度的约束，使西方国家在18、19世纪时有过的乱象正在重现；可另一方面，他们又看不得政府进行一丁点的监管，觉得会重现计划经济的噩梦，公权力介入市场。

然而，鼓励企业的自主行为和进行法律基础上的监管并不是矛盾的。马克思说过，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这种论断在今天仍不过时。资本本身并不具有“维护社会公益”的职能，这只能靠法律、靠管理，靠增加企业的外部成本才能实现。

中国建立法治社会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堵上一个个漏洞的过程。面对互联网快速发展中出现的一些“偏差”，用法律的手段加以纠正，也是为了这个产业更好的发展，避免社会公益牺牲于资本的逐利需求。

中国互联网产业从小到大，一路走来，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一张靓丽的“名片”。国家对于互联网产业的发展也一直是鼓励的，并在其发展初期给予了比传统经济更为宽松的政策，这有效地支持了中国互联网产业迅速进入世界前列。在今天，当互联网巨头已经相当庞大的时候，反过头来，要求他们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和义务，是理所当然的。国家对于互联网产业鼓励、支持的政策没有变，“互联网+”、用互联网改造传统经济的国家战略也不会改变，但互联网的发展不应离开“法治国家”的轨道。

以往在政府出动“有形的手”的时候，一个最令人困扰的情况就是所谓的“一抓就死，一放就乱”怪圈，这也是很多人对于政府监管抱有疑虑的重要原因。但是，我们认为，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还是在彻底推动法治。通过树立全社会必须遵守的法制规则，让所有企业的行为都能明确“界限”，防止个别企业的“抢跑”行为，最终将有利于整个互联网行业的发展。回顾历史，在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发展的过程中，政府也曾进行了“划定底线”式的监管，这并没有造成这些行业的“窒息”，而只是让它们走得更好、更平稳。

西谚有云，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对互联网行业的依法监管，并非突如其来，也不必大惊小怪。（执笔/海外网评论员 王少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