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结号资本合伙人王夫也、付健忠、范黎(从左至右)

　　作者： 林默 来源：《中国企业家》

　　“咱们今天先到这儿吧，我的腰实在不行了。”付健忠扶着几个月前扭伤的腰，有点儿瘸地站起来，这是他当天聊的第五个创业项目。此时指针已跨过11点，咖啡馆的服务生很不友好地盯着这几位赖在这儿八个多小时的顾客，对他们激情四射的创业项目讨论丝毫不感冒，在当下的北京——他每天都要服务几波谈创业的“疯子”。

　　当下，整个城市的热词是创投。每一个咖啡馆上空，充斥的都是“模式、流量、用户黏性、生态圈”等讨论。创业者带着梦想与欲望奔走，投资人与LP输送炽热燃料，新基金如百舸争流之势涌现，推高波浪与泡沫。

　　集结号资本就是百舸中的一只，这只新基金旋转如陀螺，创立尚不足百天，三位合伙人已约谈300余个创业项目。来势凶猛，而其中两位合伙人身份的话题性又在圈内平添了名气——创始合伙人付健忠，标准富二代；合伙人王夫也，华谊集团掌门人王中军的长子。而站在几位合伙人背后的LP组合，除了付健忠与王夫也的父亲外，其他也都是清一色富二代。

　　另一位创始合伙人范黎，原龙翌资本合伙人。早年范黎看好北森与云适配时，他的多数同事并不理解这两家公司的商业逻辑，案子在基金内部推动艰难，外部却有如红杉、经纬等一干强悍对手汹涌下注。最终范黎顶住压力，主导了对这两家公司的投资。

　　在素来强调屌丝文化的创投圈，忽然驶入了一列超级跑车。

　　有同行对二代们表示不屑，“早期投资这么屌丝又苦逼的活儿，‘少爷’们能做得来吗？”有些创业者并不想要来自二代的钱，因为“创业本来就是物质和精神等级的重塑，我不想要old money，他们并不能理解我”。

　　操一口北京胡同口音的王夫也不爱听这话，“如果仅仅因为我是二代这个原因，而被创业者拒绝了，我会觉得这事挺傻X的。二代还是草根，这是老天爷选的。但没有必要因为对方是谁而拒绝资本，何况是可能带来更多战略性资源的资本。”

　　圈子和人脉，让集结号轻而易举地集结了那些炙手的资源，1亿元的一期基金迅速完成募资。不过，富二代的身份，也带来了这只早期基金能否搭调草根创业文化的质疑。

　　做集结号合伙人前，王夫也问家里人的意见。王中军说“挺好，投资本来就该背压力。没有压力乱投的，那才是公子哥儿”。

　　LP们签了募资协议那晚，王夫也约付健忠去喝了几杯，“这期基金的钱是哥几个刷脸刷出来的，但脸不能一直刷下去”。俩人碰了个杯，酒却没喝干，王中军期待的那个“压力”压上了心头。付健忠与王夫也在英国留学时相识，回国后两个人都做过投资，也都有个“天使投资人”的头衔，可他们只管理过自己与老爸的资金。没考虑过项目配比，也没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业绩与退出压力。

　　做投资前，付健忠几乎在北漂、文艺青年与富二代之间所有可能的职业路径之间转换。他服务过父亲的家族企业，在胡同酒吧卖过唱，在咨询公司打过工，与二代朋友共同创过业，泡过中关村的创业咖啡馆。

　　付健忠的父亲是个技术达人，凭借多项与有色金属相关的专利，站上了上一个时代的风口。2010年，付健忠因被要求接班家族企业而从英国归来。父亲是传统的创一代，白手起家，喜欢事无巨细亲自过问。付健忠在英国学了满腹的企业管理理论，父子俩冲突频频，却无法相互说服。彼时处在父亲传统及严苛管理制度下的付健忠，觉得自己无时无刻不处在压抑的状态里。

　　付健忠在英国学了满腹的企业管理理论，但他与父亲却冲突频频。

　　2011年大年初二，付健忠由于工作原因又被父亲责骂，他揣着当时口袋里仅有的800元现金，漂到了北京住进半地下室，为了生活费而去酒吧卖唱，很文艺范儿地生活了几个月。他是跟自己较劲的人，有时台下寥寥无几人，他也毫不惜力地把高音飙到极致。几个月后文艺青年再就业，他在管理咨询公司找到一份咨询顾问的工作，开始以12×7的时间表加班出差，半年后工作风生水起。

　　2013年初，两个很有些背景的朋友喊付健忠一起去外地创业。两位朋友为他租了一套酒店式公寓，付健忠摆手说“办公室里给我放张沙发床就行了”。白手起家且艰苦朴素的父亲帮他定义了对创业的理解：创业应该就是地铁、通铺和泡面。

　　付健忠第一次创业进行了5个月，另外两位合伙人虽然热衷于为公司对接各种资源，但由于每个合伙人成长背景不同，以及缺乏创业经验，团队磨合出现问题。

　　那时付健忠第一次明白，轻而易举的第一桶金、丰厚的社会资源，这些看似炙热的先发优势，对于创业团队来说，轻若鸿毛。

　　他告别了第一次创业，回到北京，却自此也染上了创业的瘾，开始泡在中关村的创业咖啡厅，钻研起自己所想的各种创业项目的可行性。即使是泡咖啡馆，付健忠都要有纪律地进行，他规定每天要七点起床。早年的管理咨询经验帮了他，“商业其实是相同的，当你有了足够的积淀，给你一个点，你就能明白一个面”，偶尔听到好的idea，他跑过去问，“你们的商业模式是什么？”“还缺少什么资源？”

　　泡的时间久了，不少创业者开始找他讨论团队管理和商业模式，他也乐此不彼地帮忙。一个在网上卖永生花的创业者与他讨论团队组建的问题，彼时一个上市电商的技术大牛正在与这支创业团队磨合，技术大牛强势，导致公司战略层面的决策正在发生转移。付健忠见过太多空降牛人与创业团队的磨合失败， 他告诉那位焦虑的创始人，再牛的空降兵，对于项目本身的理解也不会比创始人更深刻，要坚持自己的步调；再牛的人加入团队，股权也要掏钱去买，唯有这样大家才能真正地协同作战。事情后续发展印证了付健忠说的话，这位大牛并没有抗压性，最终轻易的选择了离开。

　　与创业者们交流多了，付健忠对创投、互联网理解也日益深刻。他感受到了做投资人的迷人之处——你永远在接触最跃动的灵魂、最新鲜的思想，他开始考虑能否以投资人身份融入创业潮，以便更好地将资金与资源注入给创业者们，“我想这可以是我的事业。”于是他打电话给已投资过几个游戏项目的王夫也。

　　采访王夫也前一天，网上刚刚贴出了一条关于“新国民老公王夫也”的八卦帖。关于这位26岁、与娱乐圈有着深厚关系的少东家，旁观者的揣测，总有灯红酒绿下绯闻纷飞的画面。

　　王夫也把采访地点定在了家里，咿咿呀呀的小女儿刚满10个月。采访与拍摄的空隙，他奔到卧室哄孩子，还抱来与我们打招呼。小女孩儿忽闪着长睫毛，见人就笑。

　　远离婴儿房，不足10平的阳台是王夫也的吸烟区，他半掩着玻璃门，窝在那儿吞云吐雾。我拿出手机问他：“看见那个新国民老公的帖子了？”

　　“那纯是扯淡，我TM不是国民老公。我们家里人家庭观念都非常强，我跟太太认识已经10年了。喏，那是我们上学时去南极的照片。”他重重弹了下烟灰，手指向客厅墙上的一张合影。

　　王夫也在全天候长江商学院的家庭氛围中长大，国内一线商界大佬，常是王家座上宾。王家两兄弟喝酒聊生意，冯小刚讲段子聊电影，年少的王夫也都在一旁。被问及“国内的企业家中最欣赏谁”，王夫也说“你这不是挖坑让我跳吗？这些人我都是叫叔叔的，说最欣赏谁都不合适啊”。

　　王夫也在英国时主修数学，他非学霸，只是中国学生学数学相对简单，英国的考试只要40分就可以通过，他每次都能幸运地低空飞过。

　　大二暑假，王夫也做出了他的第一笔投资。一个在英国工作的朋友要回国做EMC节能改造创业，问王夫也是否愿意合作。王夫也对技术一窍不通，但觉得商业模式清晰，能源公司帮助甲方做节能技术改造，双方对节省下的能源支出分成，只要度过了回报期，后面收到的都是滚滚红利。创业的朋友是位技术大牛，王夫也话说的直接，“我挺懒的，可以投资、帮忙出主意、对接资源，但是具体的事主要还得靠你”。王夫也资源对接得颇有门道，他多选如大型体验式卖场等资质好的私企，工厂类的客户却谨慎对待。当工厂类客户因效益不好而关门停业，他的前期投入就无从收回。此后经济形势下滑，不少制造类企业进入困境，也印证了王夫也最初的判断。

　　22岁那年回国后，王夫也表态不愿空降华谊，王中军遂为他安排了投行的工作。他当了几个月项目经理，看过一个视频网站的项目，负责过某女性内衣品牌的跨国收购，随即挥手拜拜。“折腾这么长时间，玩的都是别人的钱，做的也都是我不感兴趣的案子，学习一下就行了”。离开投行，他开始琢磨怎么玩自己的钱。

　　他宅，对于O2O尤其感冒。采访时他刚刚摔碎了iPad的屏幕，很兴奋地说“你看现在多方便，换屏都可以网上下单，直接上门”。

　　他看了一个美容O2O项目。该项目创始人刚目睹了O2O补贴大战，找王夫也商量，想发起一场一元钱上门做美容的活动。

　　“你又不是卖包子的！”听了创始人的想法，王夫也顿时毒舌发作。“如果你是卖包子的，平时卖五块钱一个，搞活动卖一块钱一个，这样可以增加用户。可谁敢花一块钱把化妆品涂到脸上，即使产生了客户量，这些人也不是目标客户。这样的数据烧出来也没有价值。”

　　2013年游戏市场升温时，王夫也出手投了一系列游戏公司，结果参差。如“仙变”，每月流水数千万；也有他自认花三四百万买个教训的案例，“但都不能算投资成功了，因为我还没有退出”。

　　华谊也做游戏投资，王中军闲暇时问王夫也“你投的都是些什么公司啊”。王夫也感受到了居高临下的压迫感，回过去的话有点儿酸，“中国三款最赚钱的游戏都被你投了，你让我投什么？资源的高度不一样，虽然投资方向是差不多，对自己的要求不一样。我还年轻，30岁之前只要投资有回报，我就对自己挺满足了”。

　　认识付健忠与王夫也前，范黎与“二代们”的圈子零交集。偶尔瞟到的媒体报道与八卦消息，让他对这个群体缺乏好感。初识付健忠与王夫也时，老范默默强化了对富二代的既有不良印象。在他看来，前者浮夸、后者懒散，都不是能做好投资的人。

　　2014年年初，付健忠开始为各路创业真人秀节目客串评委，希望借此熟悉下投资圈。一次共同看项目时，他遇到了范黎。

　　清华男范黎是技术控，情怀主义者，在转行投资前，有过跌宕的创业史，他做过电商、尝试过在线教育，也试水过网络游戏。情怀与现实最惨烈的一次交锋发生在2008年，那也是老范最后一次创业。彼时老范正琢磨一款社交游戏，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拿到了那时一款火爆游戏的源代码。摆在老范面前的选择有两个，他可以利用火爆游戏源代码的契机，重新画皮迅速推出一款新游戏；或是另辟蹊径，重新研发一款游戏，老范想“做出点儿不一样的东西”。最终，情怀占了商业判断的上风，老范选择了第二条路。

　　此后是漫长的研发周期，老范最终推出了一款名叫“XX大冒险”的游戏，他成全了自己的产品情怀，却也错过了最好的商业时点。“XX大冒险”上市时，游戏行业水位已不可同日而语，后期研发、运营的价格飙升至老范无法承受的价位，一个情怀主义者的创业黯然收场。

　　“任何一个初创期的公司都不能太理想化，先生存下去再寻找自己的定位和机会。”后来老范常把自己的这道伤痕亮出来，晒给创业者看。

　　“我告诉创业者的，都是我自己切肤痛过的，或是看到别人跌倒过的。比如我第一次创业做电商，其实只是因为电商火了才去做，创业的初心不对，也就缺乏对未来的坚持。现在经常遇到那些看到某某模式火了，就想再做一个的盲从型创业者，我也绝不会投”。

　　老范和付健忠第一次共同看的，是个月嫂服务平台项目。范黎通常待人极和善，那天对创业者的话却说得狠，“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适合做平台。月嫂是特别难以标准化的服务，服务的好坏更多依据主观性评判；服务周期长，低频又高单价，这个事难做”。末了，老范建议创业者试试做陪诊服务的平台。

　　此后两人又陆续有过几次合作，老范总是如此，无论项目投与不投，都会尽己所能给创业者一些有用的建议。付健忠觉得创业者看范黎的眼神像看导师，从他人的目光里，在很多场子客串过项目评委的付健忠get到了什么叫真正的投资人。

　　套用网络文学表述，付健忠觉得老范就是他要找的那个人。但老范没把付健忠当同道中人，“那时健忠的微信名字叫‘天使投资人付健忠’，忙着串场子，其实路演项目的表演性远高于投资价值，我感觉这人做做个人PR还可以，做投资一定扎不进去”。

　　付健忠第一次问范黎，能否共同操盘一只新基金时，老范拒绝得很快，几乎是不假思索。

　　按照付健忠的回忆，“后面的过程，真不是三顾茅庐，八顾茅庐都差不多了”。他与王夫也开始不停地找老范一起看项目、合作。见的次数多了，范黎对两个人的印象也有了改观——王夫也聪明、低调，有自己的商业逻辑，人脉宽广；付健忠规则意识强，做事勤勉，不看重眼前的利益。与其他朋友谈起两人时，范黎不再叫他们“富二代”，而改称“企二代”。

　　付健忠运动扭伤了腰，却几乎没怎么休息，扶着腰跟老范一起聊项目。范黎有些感动，这个毫无财务压力的年轻人，几乎在用自己的体力极限工作。“那时我就觉得健忠是一定能做成事的，创业也好、投资也好。这是我给一个人最高的评价，虽然他在创投领域刚入行不久，但这并不重要。就像判断一个创业者，要看的是这个人的本质”。

　　最终，范黎接过了企二代递过来的橄榄枝。

　　“毒舌”，范黎和付健忠如是说王夫也；“导师”，付健忠与王夫也如此定义老范；“理性”，王夫也和范黎眼中的付健忠。

　　其实付健忠常有非理性的投资。早年他服务家族企业时，一个创业者找到了他，问付健忠能不能给自己的项目投点儿资金。付健忠对那个项目并不感兴趣，遂拒绝了创业者的请求。创业者如打不死的小强，又陆续约了付健忠几次，聊项目、聊前景。一次俩人在北京碰上，三里屯喝了两杯小酒，创业者说到为了创业卖了家里的房子，举杯别过头去，付健忠心头一软。

　　第二天，付健忠去山西的矿区出差。尽管严严实实装备了帽子、口罩、防护镜，他依然被吹得灰头土脸。那天的午饭是大铁锅炖的白菜豆腐，付健忠握着馒头，跟二十多个工友一起蹲在锅边吃。当天下午，他完成工作赶回北京，飞机刚落地就接到朋友的电话，晚上有朋友的生日party。

　　那天的局在国贸80层，云酷。付健忠叉着面前精致的小蛋糕，喝着一杯千金的饮料，向下望北京的车水马龙，耳边似乎还有白天在山西的狂风呼啸，他忽然觉得不太真实，“一天内体验两个极致的社会环境感觉很难受。那个场子里的那些人，包括我自己，获得的一切都太容易，有些人却要一次改变的机会都那么难”。

　　第二天，付健忠给那个创业者打了个电话，投了一笔钱给对方。这是另一重意义上的天使投资，那时的付健忠没考虑过回报，只是愿意帮对方一次。

　　当下，付健忠依然会顶住老范的调侃，抽空去路演节目客串嘉宾。遇到互联网背景创业团队的O2O项目，他语重心长地劝对方“O2O不是纯互联网人能做的”；碰到喜欢的创业者，即使项目前景不明朗，他还愿意以个人名义投资，给对方一个尝试的机会。

　　眼下，集结号并没有设置帮助合伙人筛项目的投资经理。三位合伙人都见过创业者为投资经理、VP、合伙人一遍遍演示BP，那种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心情。几位合伙人遂约定，如果今后集结号可以成为一个有品牌的机构，也要保证天使期的每个项目，都有合伙人第一时间亲自看过。创立不到三个月时间，几个人紧锣密鼓地看了超过300个项目。

　　他们已完成了10笔投资，制定了民主的投票机制，最终项目落锤，需要三人共同通过。合伙人们有一项共同的默契，不因看好项目的商业模式而迁就不看好的创业者。老范极相信这种貌似主观的筛选模式，“大家谈的是生意，对方每个人的语言、眼神、肢体动作、沟通方式等传递的是综合信息，我是否喜欢这个创业者、他是否喜欢我，对方是否能成事，这种主观判断其实都是个理性的过程。”

　　范黎的愿景，是做一家数据驱动型的机构，如同战略投资了京东、58同城等公司的腾讯，就拥有了更全局化的数据，而依靠这些交叉数据，腾讯对每一个人的描述更加精准，商业价值也随之放大。老范的数据驱动型机构愿景里，他希望集结号投的企业都可以通过数据连接，“未来集结号投资的企业都能够通过共享数据，实现用户更精准的描述，从而提升公司对用户的辨识能力。比如我们投了一系列与校园相关的社交平台、活动组织平台和任务众包平台，希望未来这些产品可以产生协同效应”。范黎依然是个情怀主义者。

　　在这一刻，王夫也笃定地支持老范的想法，虽然他坚信天下没有不能谈的生意。有时他力推的案子在老范那儿过不去，王夫也摊摊手说“没辙，谁让老范在下一盘大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