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平台除了想利用传统的组织、生产要素之外，还想把原来零散在社会的资源调动起来，形成更大的合力。在这样的过程中，传统行业都会受到冲击。反映在法律上，就体现在侵权和盗版。比如，互联网想获得更多的用户，可能要免费地向网民提供各种服务，这很可能就是通过以低廉的代价或者以零成本的方式，来获取传统渠道的生产要素。这对于传统渠道来说，当然是不可接受的，因此可能会有非常多的盗版诉讼。

　　它的挑战是双重的，一方面它确实是盗版和侵权，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这个恰好是互联网的商业模式。这样的双重挑战，我们可以理解“非法兴起”是带有双重意义的。从传统经济的角度来说，就是完全的非法。从另外一个角度，从生产方式的意义上，如果我们承认它代表一种新的方式，而且采取这种方式来做生意的互联网企业如果越来越多的话，是否意味着整个法律体系要发生改变？这个就是互联网对法律制度提出的问题。

　　从互联网的发展过程来看，“非法兴起”有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0年前后，中国出现一批纯粹以信息内容为主体的互联网服务企业。这一阶段，互联网最大的特点就是免费。在互联网兴起的最早期，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来聚集很多优质内容。内容从哪里来？其中一个答案就是从传统的渠道来，就是可以把原来的书扫描成电子版，可以把国外的影视作品复制过来。还有音乐也是一样，有很多唱片就把它数字化，单曲放在网上让大家下载。在这个阶段，最大的特点就是它针对传统的文化工业的盗版非常猖獗。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互联网企业都是这样，而是说盗版是这个时期互联网发展模式的一部分。

　　第二个阶段，盗版碰到越来越多的版权人要求进行损害赔偿，国家也在加紧对知识产权保护。那么网上的免费内容怎么来？依靠网上更多的用户来为互联网生产，互联网利用这些东西进一步吸引更多的用户。

　　第三个阶段，是智能手机开始爆发，让这些程序帮助用户来提供更多领域的服务。也就是说通过移动终端的方式，互联网得到一个更大规模的发展。

　　在这样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互联网把手伸得更远，眼睛盯着更多的生产性资源。可能引发一个冲突会更大。它需要解决的，至少有三个层面的问题。如果这三个层面解决的话，整个互联网真正要发展的障碍才会被清除。

　　首先，就是生产资料的自由流动，包括信息、内容、货币、实物和劳动。互联网比传统的组织更加能聚集和聚合生产资源，它的秘密就在于数据本身。信息收集得越全，信息处理能力越强，就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更加精确。这个就是互联网经济神奇的地方。

　　其次，这个平台的法律地位和责任的问题。在出租车公司，如果司机出现安全问题，出租车公司对司机的行为要承担连带责任。但在专车平台，如果司机出了问题，还是自然人本身担责，跟平台没有直接关系。这是个法律问题。

　　再次，是一个更广泛的基础设施问题。在传统经济学来看，基础设施一般来说是由国家来提供，是一个公共产品。但在互联网时代，比如说支付清算体系，新的体系可能是以互联网公司为主导，这样的体系能否建立？还有信用机制问题，以前只有央行才有个人信用，而且更多是企业的信用记录。但现在阿里巴巴之类互联网公司，掌握了大量中小企业的信用记录，某种程度这就是一个新兴的基础设施。

　　“避风港规则”利于互联网从草莽崛起

　　面对互联网的“非法兴起”，法律是怎么回应的？2006年，国务院发布《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首次提出“避风港规则”，它可以用几个字概括，就是“通知和删除”。也就是，如果你在我的网站或平台上发现盗版的东西，你要事先通知我，按照法律的要求，把基本信息、是否为权利人等等写清楚。如果我行政上的审核通过了，我就把你的权利作品删掉。我也要告诉上传的人，你上传这个作品是有侵权嫌疑的，我要把它删掉。如果上传的人有异议，他也可以提起申诉。

　　这个规则显然对大量的互联网公司有利。权利人不可能成天去网上搜哪里有我的盗版，这个成本很高。这样的后果是，大量用户产生后，从用户的角度而言，互联网上此类盗版行为的合法性就确认了。人们逐渐意识到，尽管它有盗版，但是不可能把它封杀。就像专车一样，有这么大的用户量，不可能简单地封杀，因而要在政策上进行重新衡量和妥协。

　　在传统的竞争法里面还有一个词，叫做“搭便车”，就是这个资产是我的，但是你免费地来搭我的便车来用这个东西，而且不向我支付任何的费用。在网上有大量的“搭便车”行为。很多互联网公司，通过网络的技术来抓取竞争公司、竞争对手的网站内容或者数据，放到自己的服务里，有些可能会进行重新加工和编辑。

　　简单总结下，互联网的“非法兴起”，涉及不少法律问题。除了版权方面，还有包括隐私和个人数据的保护及使用规则。个人数据以及企业数据，是未来互联网竞争的优势，谁占用这些优势，而且在它的基础上开发各种各样的算法，就有可能有竞争优势。而在不正当竞争方面，法律并没有对新旧行业的不正当竞争提出解决办法，我认为可能会通过一个像“搭便车”的方式，确认不正当竞争的方式。

　　其实互联网本身就是垄断的企业，越来越多经济学家也认可这个。它虽然是垄断性的，但是它是有效率的。传统的大企业越大，就越不可能有效率，如果你的企业占行业80%的份额，运营起来成本太高了。在网上恰好相反，你可能占有这个行业的80%，但是由于信息技术调配运算能力的提升，你可以更清楚地去推荐，可以更有效率。反垄断法按照传统工业经济的方式在运作，但如果要对腾讯、阿里进行拆分，那么理论上会有新的问题产生，那就是反垄断的目标是什么？你会发现集中度越强的话，越有效率，对消费者福利更好。

　　还有一个新问题，涉及劳动法。比如说这个专车司机和专车平台的关系，劳动法是否要认定这种关系的运营不是雇佣劳动的经济？还有更多的监管问题，涉及每一个行业都有不同的、新的监管问题。

　　未来，免费的内容，仍然是吸引人们使用互联网的原因。这个服务从哪来？要么你去花钱买正版，要么就是盗版。这里有一个新的问题，新兴的终端会不断地涌现。未来会有超越智能手机更多新兴的终端，包括手机、汽车、手表，AR、VR，这个都是新兴的终端。

　　我觉得互联网就是一个创造、毁灭再创造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利用先前生成的生产资源的素材，这些盗版我认为伴随新的终端还会持续。这个“非法兴起”，根源在于信息技术改变了社会整体上的生产方式。目前来看，法律可能会承认由互联网平台来调配这些资源，这个是现阶段法律要做的事情。

　　演讲嘉宾：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副院长胡凌

　　整理：南都记者 朱利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