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的快播案因为在网络上进行了公开视频直播，在法庭内外均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但由于在庭审过程中，公诉人的举证和陈述不能让人信服，导致网络舆论一边倒。根据多家网站的民意调查，高达九成以上的网友支持王欣无罪。

　　不过在法庭辩论阶段，公诉人还是对王欣提出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量刑建议。

　　针对该案的庭审过程及量刑，不少法律人士和互联网专家发表了他们的看法。

　　跟网友的普遍看法不同，中国人民大学刑法学博士后研究员刘笑岑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仅就快播公司的营运模式和刑法本身而言，涉案人员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罪牟利罪应无异议。

　　她首先指出，据刑法及其司法解释，传播主体不限于视频的制作和发布者，也包括“第三方网络平台的建立者和直接负责的管理者”。而快播前台有哈希码和播放器，后台有云端储备，确是淫秽视频的“搬运工”，可以认定为“传播”。

　　其次，快播曾多次受到深圳网监和扫黄办的警告和查处，声称自己“不知情”扮无辜难以服众；而且快播通过流量优势赚取广告费用，因此对用户免费开放并不是有效的抗辩理由。

　　此外，她认为，技术中立不能成为快播案的抗辩词。“技术本身并不可耻，却不能成为滥用权利的借口和避风港。”

　　她援引“美国Napster案”，说明互联网时代P2P技术，Napster、快播这类公司实际提供的是一种服务，而非产品。而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服务内容是有“持续性控制”的，所以，他们应该为侵权行为负责。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通过公众号“法律读库”发表评论时也表示，快播案的焦点并不在于P2P技术和缓存技术的适用合法性问题，而在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存在刑事法律构成上的“间接故意”，即是否对产品传播淫秽信息具有知情和放任的态度。

　　“所以，快播案本身的争议点就在于快播公司如何使用了这些技术，而不在于这些技术是否违法。”他认为，从庭审记录和现有证据来看，快播公司利用P2P技术为幌子，实际是通过缓存、碎片整合等技术服务，在向用户“暗示”或“鼓励”非法资源。然后，借用庞大的浏览量和用户数，以精准广告等方式牟利。快播本身已经超越了DVD播放器，集合资源搜索、推荐等功能为一身，对注册用户、推荐资源、缓存资源、传播信息等相关信息具有明确的控制权，因此需要对企业行为负责。

　　知名互联网人、搜狗输入法创始人马占凯同样向界面记者表示，王欣作为企业CEO，不可能不了解快播的渠道来源有色情网站，并且肯定享受了色情视频传播所带来的红利。此外从影视版权的侵权来看，快播肯定是作恶的。

　　不过马占凯认为，从互联网技术的角度来看，法庭上公诉方的取证是有问题的，单从证据判断并不能将王欣等人直接定罪。

　　证据的不充分，也是众多质疑声音的缘由。

　　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知名知识产权律师游云庭表示，怎样定罪量刑目前还很难说，但是从庭审过程来看，辩方无疑抓住了控方的很多问题，且控方对互联网的理解比被告和被告的辩护团队差很多。

　　游云庭认为，从法制社会的角度来说，判决应该体现出庭审的情况。

他说：“仅个人而言，我认为该案件应该轻判甚至无罪。很多人说辩护律师是诡辩，我不认同。因为毕竟是法庭上公开公平的辩论，如果确实存在诡辩，那么公诉方就应该一点一点地指出来。如果公诉方不能指出，就应该实事求是地从庭审的情况来判决，不然庭审不就成了走形式了吗？”

　　不过他也承认，由于该案属于典型案件，王欣等人还是很有可能被处以重刑。

　　“如果案件没有引起这么大反响的话，原本多半情况会被判处10-1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目前看来判无罪的可能性不大。”游云庭表示。

　　朱巍则认为，快播案应该成为中国互联网技术发展反思的一个契机，不管案件结果如何，网络技术发展的底线都应该得到足够的尊重，法院能够做的就是去平衡技术与道德、技术与法律之间的关系。

　　“案件审理过程的司法公开性值得肯定，这实际上是中国网络法治化进程的进步，快播案必将成为我国网络法治化过程中重要的案件。”他评价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