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刻，现在，马上启动支付宝。”

　　这是2004年初，远在瑞士达沃斯论坛的马云给国内同事的深夜电话。说完他又加了一句“如果要坐牢，我去。”

　　在2016年的一个视频中，马云把这个决定列为他在阿里巴巴最重要的决定之一。

　　当时淘宝网已经活跃起来，但线上交易非常少，究其原因，买卖双方之间缺乏信任，大多约好同城见面，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马云意识到，中国的电子商务要发展起来，必须要有一个透明的信任体系。在尝试和其他金融机构合作建立信用系统的失败后，他决定自己干了。

　　这件事的风险在于，2004年中国金融市场仍以国有企业为主，电子支付牌照也没有放开，自建系统面临着技术和法律的双重挑战。

马云的湖畔花园16幢1单元202室。

　　担保交易

　　2003年，倪行军（苗人凤）刚入职时，解决用户之间的信任问题就是淘宝网面临的难题。

　　那时候，淘宝网为了解决“先付钱还是先发货”的难题，设置了极其繁琐的付款流程。买家付钱需要找银行柜台或邮政汇款，再把汇款底单传真到淘宝财务部。淘宝的小二收到传真，再去人肉通知淘宝卖家：“汇款底单收到了，你们可以发货了”。

　　后来当时淘宝网负责人孙彤宇（财神）想到，如果能在淘宝推出担保支付，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这等于在交易链条中增加一环，即买家下单后，把钱打进淘宝的官方账户，淘宝网收款后通知卖家发货，等买家收到货后，再把钱转给卖家。

　　第一笔交易很快找上门来。2003年10月，一位日本横滨留学生用担保交易，在淘宝网上以750元的价格卖出了一台富士数码相机。这笔订单的淘宝编号后来被挂在了支付宝大楼一层的墙上。

　　之后，卖家发现有了担保交易之后，成功交易的概率变大了。买家出于资金安全考虑，也纷纷涌向支持担保交易的卖家。倪行军后来回忆：“所以2004年开春以后，滚得特别快。”

　　仅仅一年时间，淘宝网上的主流商品超过70%都勾选了支持担保交易。财神和苗人凤商量之后，决定淘宝网所有商品默认担保交易。

　　担保交易并不算是产品的重大创新，但“就是这样简单的担保交易，让支付宝当时解决了信任的问题。”这项一开始能被三个淘宝财务人员、一张Excel表格应付的功能，后来成了中国电商业的标配。

　　曾任蚂蚁金服董事长的彭蕾把支付宝的担保交易模式列为淘宝当年战胜eBay的三大秘密武器之一。

　　后来，淘宝把这项担保交易的服务，称为“支付宝”。

　　快捷支付

　　“烂、烂、烂到极点！”2010年1月，马云突然出现在支付宝的年会上，对支付宝的用户体验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那个时期淘宝为了迅速扩大用户规模，投入大量广告费招揽用户，但是很多客户在进入购物流程后，因支付失败而流失——你可能还记得早期淘宝的付款流程：结算时要先选择银行卡的种类，再跳转去发卡银行的网银界面，接下来各家银行的要求各不相同，有的要输入卡和密码，有的要插入U盾，还有的要动态口令。

　　当时支付宝做过统计，每多跳转一个页面，客户支付流失率就增加5%。这在淘宝看来是无法忍受的。

　　为了完成“提升支付成功率”这个最重要的KPI，支付宝的团队把目光转向了快捷支付。

时任蚂蚁金服CEO的彭蕾在2010年支付宝年会后，将“提升支付成功率”列为最重要的KPI。

　　和传统银行的网银支付相比，快捷支付省去了持卡人到银行签约的环节，付款时只要输入手机校验码或者密码和手机校验码。而对银行来说，使用快捷支付后他们不用对每一笔支付验证，只需要根据支付宝统一批量提交的指令就可以完成扣款。这大大简化了付款流程，也使支付宝支付成功率从60%提升到90%以上。

　　借助商业的力量，支付宝建立起了用户、支付宝、银行三者之间的信任机制，为中国移动支付奠定了基础。

　　而对今天的蚂蚁金服来说，说快捷支付是最重要的基础之一也不为过。没有支付就没有数据的沉淀，蚂蚁金服就无法了解用户，自然也没有因支付数据、消费数据、信贷数据等衍生出的各种金融服务。

　　四次技术升级

　　蚂蚁金服副CTO胡喜认为：蚂蚁金服从创立之初每天三位数的交易额，到2017年双11每秒25.6万笔的交易峰值，走过了四代技术架构。

　　2003年~2005年，支付宝的目标就是服务好淘宝。那时支付宝还在采用第一代“烟囱型”架构——系统就像一个个独立的烟囱，没有基础架构科研，每个“烟囱”之间的关联不大，每做一个新业务就要手动改造烟囱，而支持主要业务的大烟囱经历了无数次修补。

　　如果要开发新的功能，只能让所有人都在一个系统里写代码。随着业务体量增大，“烟囱”再也无法容纳所有人在里面工作了。

　　2006年开始，支付宝的技术团队意识到，如果要拓展业务，就必须先把架构分布化，建立底层服务架构，让专业模块做专业的事情。改造架构的重任落在了现任蚂蚁金服CTO的程立（鲁肃）身上，那时他刚升为首席架构师。

　　金融系统要求任何改进都保证账目分毫不差，这个过程惊险又严谨。直到2007年国庆假期后，新系统才得以发布。原来的大系统被拆开，所有业务都可以分开来做，如果遇到业务峰值，就可以增加资源，支付宝也逐步从淘宝走向外部商户。

　　也就是那个时期，支付宝的影响不断扩大。在2008年1月的一次账目系统改造中，支付宝计划停机8小时来迁移数据。但过了17个小时，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当时网上谣言四起，人们担心马云携款跑路了，还有人传播这样的版本：支付宝的一个“小二”搬机器时，头不小心碰到了机器，脑袋里的水进了机器，电路板因此被短路了。

　　在胡喜看来，蚂蚁金服的前三代技术升级都和双11有关，而真正的技术大升级始于2010年的双11。他回忆起那个具有影响力的节点时，用了三个“快”字：“交易峰值涨了快十倍，系统都快瘫掉了，数据库系统都要崩溃了。”

　　寻找一个合适的技术框架迫在眉睫——这个系统既要有可扩展性，随着用户的增长要增加，又要保持级别——它就是云支付架构。

　　在二代技术架构的基础上，技术团队做了分拆，整理，把系统变成一个边界清晰的云服务平台。比如，系统里有一个提供支付服务的平台，任何一个业务需要用到支付时，直接调用它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底层使用云计算技术，上层的服务变成云服务，这样建立在它上面的业务就可以快速调整和生长。

　　在第三代架构升级后，蚂蚁架构终于走向了灵活的可伸缩架构。中间件、大数据评语等自研技术和如今开源的技术性产品也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四代架构支撑了淘宝大促和双11的平稳顺滑。胡喜回忆，2013年~2014年的双11，技术人员挤满了华星时代4楼。后来双11的作战室每年都在减少。从2016年双11开始，高峰期的支付就“风轻云淡”了。

右一为胡喜

　　挺进科技金融的广袤腹地

　　2013年初，支付宝已经确定将从一个支付公司转为互联网金融集团。但围绕支付，到底要延伸哪些金融产品和服务？支付宝的核心高管们齐聚浙江莫干山，确定了余额宝、网上银行、芝麻信用等项目。

　　随后，阿里巴巴宣布将以支付宝为主体筹建小微金融服务集团，一年后正式命名为“蚂蚁金融服务集团”。至此，支付宝正式独立自成体系。

　　马云又一次突然出现在支付宝的年会上。这次他没有发火，他告诉在场的人们，小微金服的使命是打造一个公正、透明、开放的金融体系，“如果是为了赚钱，今天，我们已经足够了。”他还提出了更大的格局：“成立小微金服，你们不再是支付宝，这是第一；第二，不要老想着支付业务，中国金融服务的改善空间非常大”。

　　在讲话的最后，马云又说了2004年从瑞士达沃斯论坛打电话时的那句话：“你们尽管去做，如果我们做的事情是为了客户的利益，如果要坐牢，我去。”

　　他当然没有坐牢。几个月后，中国互联网金融的第一款产品余额宝诞生。

　　当时的背景是，快捷支付的出现让用户方便地用银行卡支付，却很少往支付宝账户里充值，支付宝的备付金（简单来讲就是网购时，客户收到货并确认之前，一直存放在支付机构账上的资金）规模增长非常缓慢。要知道，单是备付金产生的利息就是一笔不菲的收入。

　　彭蕾一方面看到了快捷支付带来的用户体验提升，另一方面觉得用户的账户价值还没有体现出来。

　　提高账户价值最简单的办法是给余额生利息。但这样一来，支付宝就成了实质上的银行，而这是监管机构不允许的。另一方面，当时央行已经准备按照支付机构的备付金银行账户利息的10%计提风险准备金。出于自身财务的考虑，支付宝希望用户降低虚拟账户的资金余额，从而降低自身备付金。

　　支付宝的办法是拉来天弘基金，双方采用货币基金+支付消费的模式，打造一款“货币基金支付”产品。这个项目当时被命名为支付宝的“二号项目”。

　　这在中国金融行业前所未有。互联网公司支付宝和传统基金公司天弘基金遇到了大大小小的分歧，其中最麻烦的是货币基金的实时消费支付。支付宝希望允许用户实时消费，但对基金公司来说，用户买了基金的份额，还要拿这笔钱去消费，这不是开玩笑吗？

　　最终双方在大大小小的细节上都达成了统一，更大的问题横亘在眼前：监管。监管机构要求基金支付用专用渠道，而这些渠道不包括支付宝已有的渠道。为了说服监管方，支付宝在接下来几个月不断阐述了支付宝和快捷支付的安全体系，终于得到放行。

　　2013年6月13日，余额宝以国内首支互联网基金的身份正式上线，首日就吸引了几十万用户。几天后，余额宝上线的消息出现在了新闻联播节目里：“消费者在支付宝里的余额将可以购买或赎回货币基金，这种电商与基金业合作的全新模式，一方面可以实现网络支付平台闲散资金的增值，另一方面可能引发银行业火气资金存款的分流。”

　　彭蕾觉得“余额宝”这个名字有点土，不过她还是认可了这款产品的价值。

　　在那之后，虽然余额宝数次经历了和监管方、银行的利益博弈，引起了巨大的舆论讨论，但它对支付宝的意义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在它之前，支付宝的功能不外乎账户和支付，自余额宝始，支付宝的理财属性被激活，用户还能借助支付宝钱包做消费信贷，用蚂蚁借呗、花呗等信贷产品，支付宝借此把触手探进了理财、消费金融、保险等的肥沃土地。

　　如果把视线拉得更长，对于整个中国金融业而言，余额宝开启了中国互联网金融的第一支潮信，其诞生的2013年被称为“互联网金融元年”。

　　在支付的树上，又延伸出了为小微企业提供贷款业务的网商银行，这背后是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帮助小微企业挖掘和还原信用；在此基础上又诞生了芝麻信用，它利用大数据帮助在传统信用体系中没有记录的人建立信用档案，并把它信用应用在了共享经济、新零售、信用政务、社会治理等领域；之后的花呗则开启了消费金融的新篇章，它基于消费支付场景的信用消费，整体用户体量已经过亿……

　　如果从阿里经济体的商业版图回溯，支付宝的成长看起来反倒像个无心插柳的故事。它从解决交易信任出发，从担保交易开始，开辟了中国电子商务的新时代，之后迅速成为电商业的基石和标配，然后像一个支点，新技术跨界撬动了传统金融，之后进入了大数据风控、征信、理财的肥沃腹地，解决了中国消费和信用体系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问题，最终影响了中国商业社会。

　　这些消费、信贷、信用体系构成了现代商业文明社会非常重要的基石，而在中国，这些基石是由一个电商出身的公司通过支付业务延伸出来的。我们可以说这是中国新商业文明和消费主义的原创，也是属于这个时代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