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英

3月5日，在广受关注的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移动支付被高调提及——总理在报告中提到，过去五年，中国科技进步率明显提高，高铁网络、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引领世界潮流。

其实，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四大科技领域，早在去年，即被来自“一带一路”沿线的20国青年海选为“中国新四大发明”。不难看出的是，在时代特征鲜明的这“四大发明”中，移动支付居于基础性地位——无论是已经进入新零售阶段的电子商务，还是以共享单车为代表的共享经济，其快速发展均依赖于移动支付的快速普及。

“新四大发明”

正如报告所言，“快速崛起的新动能正在重塑经济增长格局，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标志。”就移动支付而言，我们看到，在国内，支付宝作为中国移动支付产业的引领者，所创造的应用场景已经多达数十个，技术创新叠加应用创新，使得无现金在今天已经成为相当一部分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令人印象深刻，而如果放眼全球，移动支付在领跑中国新经济的同时，其实也已经全球领先，对外输出、分享这一技术能力，不仅时机已经成熟，而且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种自发趋势。

用“先机占尽”一词形容我国移动支付产业的发展，应该说毫不过分，而当下我们迫切需要的，应当是着眼全球，对我国移动支付产业进行再定位。我国移动支付渗透率高达77%，已遥遥领先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由支付宝带动的共享单车行业，也已经具备国际竞争力，而当下，“一带一路”的落地，以及我国参与全球金融竞争的内在需求，客观上都赋予了移动支付更多的时代使命。与此同时，就当下而言，移动支付的这种职能定位要充分发挥，实际上依然有赖于政策红利对创新空间的释放。

对移动支付产业的再定位，首先需要我们尽早认识到，移动支付将成为未来国际金融竞争力的核心，顺理成章地，移动支付也必然会成为我国金融业弯道超车的机会。移动支付是金融科技的基础，更是金融普惠的基础，而以上两点，恰是全球金融业正在全力占领的制高点。有市场机构披露，我国移动支付产业因支付风险而产生的资金损失比率低于百万分之一，远低于国际一线支付机构千分之三的水平，这个微观数据，可以部分说明我国金融科技的发展水平。在国家战略层面，“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金融国际化的重要支撑，而目前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我国移动支付经验已经成为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盛赞和有意引进的对象。

此外，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本职、本位，在我国，移动支付已经成为服务实体经济最重要的金融，而这种能力，同样可以输出到国外。目前，我国移动支付产业已经从线上渗透到线下，不仅覆盖人民的衣食住行，也开始向交通、医疗、教育与政务等垂直领域拓展，从实体经济的角度看，实际上是越来越多的实体经济部门或行业，正在利用移动支付的便利和数据化锁定用户需求，从而指导用户会员运营、供应链的优化乃至生产决策。这种局面足以让我们意识到，移动支付走出去，不是孤立地走出去，而是可以发挥移动支付的产业协同和赋能之功。

先机占尽，不等于高枕无忧，当前我国移动支付“走出去”，尚需政策“开路”。近几年，一系列“伪互联网金融”风险事件的发生，在引发强监管的同时，诸如限制支付额度、限制远程开户等监管措施，实际上也抑制了移动支付创新的活力；而在国际上，中国移动支付“走出去”也越来越多地面临着以EMVCo为代表的“西方标准”的抗衡，换句话说，西方国家给中国移动支付“走出去”留下的时间窗口并不宽裕——正是在这种形势之下，今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贺强在其提案种呼吁，应鼓励中国企业牵头制定国际支付行业标准，增强“中国标准”的话语权。显然，无论是我国移动支付创新活力被抑制的“内忧”，还是国际竞争白热化的“外患”，都说明了给移动支付加强政策供给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全球金融科技的发展一日千里，莫为浮云遮望眼，这是重新定位移动支付应有的思维高度。移动支付以及与其紧密相关的电商和共享经济，在“新四大发明”中占据着绝对的位置，居于基础性地位的移动支付，则是中国金融获得全球竞争力、服务全球实体经济的关键，而当下，移动支付能否被赋予更高的战略地位、给予更大的政策空间，最终将决定我国能否提纲挈领式地抓住时代机遇。